英美学者的礼制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礼制研究在国外呈升温之势，已有多次学术会议召开并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对分类礼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生礼仪、朝廷和宫廷礼制、宗教礼制、礼乐关系等方面，其中“人生礼仪”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关注的常规课题，近来学者们趋向于引入相关理论研究中国人的出生、成人、婚姻、丧葬和祭祖等礼制。以丧葬礼制为例。MichaelLoewe的《汉朝皇室死亡之礼》，将两汉皇室的陵墓、丧礼、祭礼、庙数等问题与前汉、后汉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相联系进行考察，很是独到。而DavidMcmullen的《唐代宗的丧葬礼》描述代宗丧葬礼过程中的种种微妙细节，揭示出代宗的丧葬礼实际上被转换成新皇帝的即位仪式，礼制发挥了集权专制秩序的维护和修复功能。此外，TimothyBrook的《帝国后期的丧礼与世系大厦》揭示了从16世纪开始，以地方乡绅为主体的新儒家势力是如何向死事操办中的佛教因素发起挑战，并过渡到用《朱子家礼》作为权威礼仪手册的。EvelynS．Rawski的《明清皇帝的死亡之礼》，详述选墓、丧礼、哀悼等细节，并分析其与宗法祖先崇拜模式和帝国后期忠孝观念之关系。SusanNaquin的《同一与变异：中国北方的丧礼》利用1870－1945年河北各地的方志和报道材料研究中国北方的丧礼，分析了丧礼之频率、丧礼操办专家及其献祭、祈祷、魔法、预言等手段。

中国礼制传统的儒家定性在西方学术界早有成说，然而近来不少学者转向研究非儒家系统的礼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例如，AndreasJanousch的《菩萨皇帝———梁武帝的佛教神授仪式与礼制大会》揭示梁武帝如何最终实现与儒家礼制异曲同工的忠孝目的。KennethDean的《东南亚的道教礼制与民间信仰》利用手稿、文书、碑匾以及其亲身参与的第一手宗教活动经验，重构民间信仰在社区内外的信仰演化过程。学者们还注意到萨满巫术礼制对中国朝廷和宫庭礼制之影响，并将其视为对儒教礼制传统最大最持久的挑战。如MarkLewis和NicolaDiCosmo的研究成果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礼乐并行，因而乐的研究也受到英美学者重视，在这方面有两本著作堪为代表。一是LotharvonFalkenhausen的《悬乐———中国青铜文化中的乐钟》，二是JosephS．C．Lam．Albany的《明代的国祭与音乐———正统、创新与表达》。前者系统梳理中国古代乐钟之发生、形制、组合及铸造规律，展示了乐与审美、历法、天文、地理乃至古代宇宙论的关系，同时通过乐器的断代研究，透视先秦礼制的演化过程；后者对明代宫廷礼乐之制作和礼乐体系详加解释，认为追随正统、创新前代和个人表达为明代礼乐三大特点。

对断代礼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两汉、唐代和明清三个时段。先秦礼制研究多从礼器实物着手，例如RobertPoor的《圆与方：中国古代的度量与礼制》通过器物本身的尺寸规律性来考察礼制内涵。JessicaRawsson的《金属记载所见中国古代礼制》等一系列论文试图通过考察青铜礼器的质地、形制、花纹、铭文说明礼制的发展过程和礼制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之文化意义。近年来的一系列墓葬和窖藏发掘，表明西周中期曾经发生过礼制变革，JessicaRawsson将这场变革称为“礼制革命”，而将变革的时间聚焦在西周懿、孝和夷王时期。L．Shanghnessy和不少西方学者响应了这种说法，他在《剑桥中国古代史·先秦卷》中更加关注从穆王时期就已开始的礼制转变，并通过对《诗经》相关篇章的分析而详加阐明。

汉代礼制除了前述MichaelLoewe的相关论著之外，MarkLewis的《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最为出色。他认为这场礼制活动是战国以来地方山川崇拜的整合，是齐国滨海地区的求仙巫术、鲁国的宗周天命系统、楚国的大一系统等多重文化冲突的凸显和总结。

西方学者过去一般认为中国中世纪的礼制和仪典少有发展或变化，而近来的几部论著对之提出挑战。HowaardJ．Wechsler的《玉帛之献———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制与象征》认为唐代前期是中国礼制史上的“分水岭”。OliverMoore的《谢恩仪式》揭示出，9世纪科举考试中的座主———门生之礼，以其具有佛教色彩的简单仪式将文官选拔转换成分离中央集权的恩主———门生链接。